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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與齊文化
2010-10-30 17:01:52   來源:   評論:0 點擊:

 

    《莊子》一書號稱難讀,前后思想亦有抵牾之處,昔日將其放在宋、楚文化的背景下來研究,多不得確解。若把《莊子》一書置于齊文化的背景下來考察,則“其辭雖參差,而諔(音處,[諔詭]奇異。《莊子·德充符》:“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詭可觀”,許多矛盾和不可解之處,可以煥然冰釋。由此可以證明,對于一個哲學家的思想,不應僅從哲學史的角度去分析,還要從更廣闊的文化史的角度去分析,這樣可能會別出義蘊。

    有關莊子本人和《莊子》一書的文化特色,學術界一般都注意到和宋、楚文化的關系,認為莊子是蒙人,而蒙初屬宋,后滅于楚,所以莊子的思想的楚文化熏陶和哺育的結果。這種觀點之所以被學術界普遍接受,自有其立論扎實、論證嚴密之處。但是,宋不僅被滅于楚,還被滅于齊、魏,《十道記》:“宋州,睢陽郡,理宋城縣。……周為青州之域,武王封微子之邑。后為齊、楚、魏所滅,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濟陰、東平,楚得沛梁,即今州地。”蒙地在莊子的時代已不再屬宋,而是屬齊。此說并非假說,而是有其根據的。結合《莊子》一書,從其思想特色也能證明,莊子是齊國人,其思想來源于齊文化,最充分地體現了齊文化的特點,這是我對莊子標新立異的一種看法,今試論之,以就正于方家。

    首先,從莊子的國別歸屬談起。莊子的故里到底屬于戰國時哪一個國,一直是學術界長期糾纏不清的問題。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然而司馬遷沒說“蒙”在哪里,《地理志》說蒙縣屬梁國,劉向《別錄》說莊子是宋之蒙人。《漢書·藝文志》說莊子是宋人。而《括地志》認為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冤句是秦時所置縣名,又作宛朐或宛句,治所在今山東曹縣西北。

    古晉郭象注莊,未提及莊子故里。到唐代陸德明又重提此事,且在《經典釋文序錄》中說:“莊子者,姓莊,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國蒙縣人也。六國時,為漆園吏,與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李頤云:與齊愍王同時。)齊楚嘗聘以為相,不應。時人皆尚游說。”唐代成玄英則在《莊子序》中提出莊子“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

    古籍中其他提及莊子為漆園吏的所在地者,尚有《一統志》,謂莊子墓在今東明縣東北之漆園城,《續述征記》說,古之漆園在中牟,今猶生漆樹也。梁王時,莊周為漆園吏,則斯地。“中牟”有兩用,一為地名,在河南鶴壁,一為縣名,即今河南中牟縣。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則說:“莊周,宋蒙人。不以禍福累心。為漆園吏。楚威王以千金幣迎周,不應,釣于濮水”(《河南道·宋州》人物條)。又說:“宋城縣本宋國蒙縣,以宋公及諸侯盟于蒙門而為縣名”,“小蒙故城在縣南十五里。六國時楚有蒙縣,俗謂小蒙城,即莊周之本邑”(“宋城縣”條)。

    這樣,莊子就有了宋國人、梁國人和楚國人這三說,于是今人便有了莊子為山東曹縣人說、山東東明人說、河南商丘人說、河南安徽交界處說、安徽蒙城人說等。 而在唐代以前,有一種莊子是齊國人的說法,是至今學者們所未注意到的。 提及莊子活動之地的有《郡國志》,它說:曹州漆園城,莊周為吏處。曹州,據《十道志》說,濟陰郡,置在濟陰縣,《禹貢》豫州之域。周為曹國地,后屬宋,七國時屬齊。漢為濟陰郡,地在濟水之南,故以為名。《曹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按:濟陰郡漢所在今定陶縣西北,轄境相當今山東荷澤附近,南至定陶,北至濮城地區。這一條資料已提到漆園城在七國時屬齊。

    還有最重要的一條資料,是陳朝釋智匠所編撰的一部樂書《古今樂錄》中明確說明的,今錄之如下:

    莊周者,齊人也。明篤學術,多所博達。進準見,方來卻睹未發。是時齊湣王好為兵事,習用干戈。莊周儒士,不合于時。自以不用,行欲避亂,自隱于山岳。后有達莊周于湣王,遣使赍金百鎰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寶;相,尊官;何辭之為?”周曰:“君不見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采,食之以禾粟,非不樂也。及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后,當此之時,雖欲還就孤犢,寧可得乎?周所以饑不求食,渴不求飲者,便欲全身遠害耳。”于是重謝,使者不得已而去。后引聲歌曰:

    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俟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回固,可以久長。

    這條資料是治莊者從未引用過的,其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自然很難下定論,但這里有幾條線索值得注意。其一,釋智匠為陳朝人,比陸德明(約550-630)、成玄英(唐初人)都要早,所說未必比陸、成二說更不可靠。

    其二,釋智匠說莊周儒士,不合于時,這可以得到印證,《莊子·說劍》:“今夫子(莊子)必儒服而見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

    其三,釋智匠所說莊子為齊湣王所看重,欲聘以為相,陸德明雖說莊子與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但李頤注說與齊愍王同時,齊愍王即齊湣王。李頤為明馀干人,字惟貞,號及泉,博及典故,負才名。李頤注莊成果,為學界所推重。

    其四,陸德明說齊、楚嘗聘以為相,不否認齊國曾聘以為相,而釋智匠則明確說齊湣王聘莊周以為相。

    其五,釋智匠文中所記莊子與齊湣王使者的對話,與《史記》本傳所記文字雖有出入,但意思大致相同。亦與《莊子》中《秋水》、《列御寇》所記內容相類。

    從這幾方面來看,釋智匠說莊子為齊國人是非常有道理的。《古今樂錄》雖不是一部學術思想著作,而是一部樂書,但其記載有其科學性。陸德明的齊、楚嘗聘以為相,李頤的與齊愍王同時之說,更證明了釋智匠之說的可靠性。

    也就是從此出發,我認為莊子是齊國人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而從《莊子》一書中豐富的齊文化內容更可以明白無誤地得出這一結論。

    其次,再談莊子的齊文化淵源。《莊子》這部書從古至今,不知傾倒了多少人,迷住了多少人,更不知迷惑了多少人。“好文者資其辭,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濟其欲”(葉適:《水心文集》)。從學術思想上來看,由于今傳本《莊子》系晉人郭象編定,郭象所分成的內、外、雜三篇,使后人爭論不已,或以內篇為莊子本人著作,或以外雜篇為莊子本人著作,或以司馬遷看到的《莊子》為支點來確定,……其實,內、外、雜三篇所包括的三十三篇文章,應該說是一個嚴格而完整的體系,這個體系的核心是齊文化。《莊子》一書中所表現出的矛盾、不一致,只要放在齊文化的背景下來考察,便可以得到正確的解釋。

    齊文化是包容非常豐富的沿海文化。《史記·貨殖列傳》說:“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司馬遷曾感嘆齊地疆域之廣:“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戰國時齊國的疆界是“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史記·齊太公世家》)。齊國的沿海經濟,在春秋時期就“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齊桓公得管仲輔助,“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史記·齊太公世家》)。這里存有多種經濟類型:農耕、漁業、制鹽業、手工業、通輸業。到戰國時,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其首都成為遠近聞名的商業大都市:“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斗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史記·蘇秦列傳》)。齊國采取“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的政策,工商業迅速發展,出產“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漢書·地理志》)。


    沿海文化的民情風俗,有自己的特點。齊國“民闊達多匿智”(《史記·齊太公世家》),“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眾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齊俗賤奴虜”,“逐漁鹽商賈之利”,“設智巧,仰機利”(《史記·貨殖列傳》)。“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漢書·地理志》)。文化上比較放達,如齊威王“性好隱語”,好“諧”,劉勰說:“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髡)說甘酒”(《文心雕龍·諧隱》)。由于從事工商業生產的人多,“民舍本而事末,則好詐,好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如農人之樸實而易治”(《呂氏春秋·上農》),所以朱熹說“齊俗急功利,喜夸詐”(《論語集注·雍也》)。學術文化上,齊國對各種文化都能兼容并包,齊文化中先后容納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兵家、方技、術士、方士等百家之學,“天下談客,坐聚于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云摩,學者翕然以談相宗”(戴表元:《齊東野語序》)。齊文化有很強的變通性,具體表現就是“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管子·正世》)。經過長期的積淀,齊國最終形成了一種智者型的沿海文化,朱熹說:“知者達于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于水,故樂水”(《論語集注·雍也》),因為沿海國家“水濱以曠而氣舒,魚鳥風云,清吹遠目,自與知者之氣相應”(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四《論語·雍也》)。在齊國,科學技術比較發達,天文學家甘德、鄒衍,醫學家扁鵲,軍事家孫武、孫臏,邏輯學家公孫龍,修辭學家鄒奭,方仙道者徐福,以及眾多的稷下學者如淳于髡者流,學派眾多,流品復雜。單從《管子》一書,也足以看出齊文化的包容性,這正凸現了沿海文化的特點。

    通觀《莊子》一書,有很多地方都充分體現了齊文化的特點。

    從語言風格上說,《莊子》體現了齊文化闊達的特點。《天下》篇說:“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這正是齊文化的語言風格。《逍遙游》:“《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直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該篇中的“北冥有魚”顯然受這種《齊諧》語言風格的影響。《齊諧》是齊國的諧隱之書,齊威王時期就好隱語,稷下先生淳于髡曾以隱語諷諫他。好說隱語的淳于髡被司馬遷放在《滑稽列傳》的首位,而受《齊諧》影響的莊子,也被司馬遷認作是“滑稽亂俗”(《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的。可見莊子與淳于髡的語言風格有相通之處。

    齊文化中慣用俗語,《孟子》書中曾提到“齊東野語”,野人之語即俗語。《莊子》中也多次提到“野語”,《刻意》篇說:“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人尚志,圣人貴精。’”《秋水》篇說:“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雖未說明是齊野語,但《秋水》是在說河伯順流而東,至于北海,望洋而嘆時引用野語的,恐怕與齊野語有有關的。

    《莊子》中更有豐富的齊文化的內容。第一,《莊子》中引用了大量或發源或流行于齊國的神話,如《齊物論》中舜的故事,“十日并出”的故事,《德充符》、《庚桑楚》中舜的事跡,《齊物論》中黃帝的故事,都是與齊文化有關的。第二,《莊子》對齊國的歷史文化是非常熟悉的。《德充符》、《天道》、《徐無鬼》、《盜跖》各篇中都有齊桓公的傳說,《胠篋》詳細論述了田成子在齊國奪取政權的事。

    另外,《徐無鬼》中記有齊太公田和的傳說,《則陽》記有齊威王與魏惠王的故事,《馬蹄》、《天地》等篇中提到的“犧樽”,是齊國的酒器,畫犧牛象以飾樽。《徐無鬼》中提及《金板六弢》,即產生于齊國的《太公兵法》。這些也都與齊國歷史文化有關。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莊子》一書中在學術文化方面吸收了大量齊文化的因素。

    如《天運》“天有六極五常”,《外物》中的“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水中有火”,《說劍》中的“制以五行”,《列御寇》中“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顯然是與齊文化中的五行學說相聯系。《秋水》中“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說劍》中“開以陰陽”,《知北游》中“盈虛衰殺”,《田子方》中的“至陰肅肅,至陽赫赫”、“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則與齊文化中的陰陽說相關。

    《人間世》說“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徇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將來舍”,《知北游》說“神將來舍”,與《管子·心術》上所說“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管子·內業》說“修心靜音,道乃可得”、“心能執靜,道將自定”,都是非常一致的。

    《則陽》說“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知北游》說“通天下一氣耳”,“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這與《管子·樞言》所說“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管子·宙合》說“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管子·內業》說“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谷,上為列星。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圣人。是故此(本為民,依丁士涵校改》氣,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淵,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也是非常一致的思想。

    《天地》說“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宇’”、《則陽》說“合異以為同,散布同以為異”,《秋水》說“公孫龍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也與齊國稷下學者討論的中心問題相一致。《史記·魯仲連列傳》說“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正義》引《魯仲連子》說:“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

    《秋水》說“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這也是齊國流傳已久的話,《史記·魯仲連列傳》《正義》引《魯促連子》說:“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蕓,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臣聞”二字說明“白刃交前”一語是齊國的特產。

    《人間世》說:“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圣人之所不能勝也”。齊人淳于髡和孟子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名實。《孟子·告子下》說:“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后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管子·宙合》“夫名實之相怨久矣”。

    《秋水》說“知道者必達于理,達理者必明于權,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己。”這里的“權”含有變通的意義。孟子在與淳于髡辯論時,就用過這一概念,《孟子·離婁上》說:“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庚桑楚》說“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荀子·正名》說:“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荀子在齊國曾掌稷下學宮之牛耳,“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是齊文化的典型代表,這是沒有人懷疑的。

    《說劍》說:“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顯然與齊人甘德《天文星占》中所說的“天圓地方”學說是一致的。

    《莊子》一書先后提到許多稷下先生,《逍遙游》中的宋榮子,即宋鈃,《則陽》中提倡莫為的季真,提倡或使的接子,都是稷下先生。“或之使,莫之為,未免于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使”,“或使莫為,在物一曲”,這些思想學說,《莊子》一書是保存得最這完整的。《天下》篇中敘述天下方術,更是集中論述了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諸多稷下先生的學說。莊子對稷下學者這樣熟悉,這就難英國科學史巨匠李約瑟博士曾認為莊子本人可能也是稷下學宮的著名學者。

    然后,我們還可以從莊子對海的認識看出他和齊文化的淵源。我們知道,孔子一生周游列國,但大多數時間是在魯國。他到過齊國,但居留時間甚短,一部《論語》,只有一處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公冶長》)。可見,孔子是在周禮行不通的情況下才想飄洋過海的。孟子在齊國居留時間比孔子長,對海的感觸也很深刻。《孟子》一書提到海的地方有9次,孟子體會最深的一句話是“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盡心上》)。再看看齊國人的莊子,簡直對海的習性非常熟悉了,北冥、北海、南海,都是經常提到的。《應帝王》說“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徐無鬼》說“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逍遙游》說“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更有《秋水》中所說的河伯與北海,描寫河是“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而北海則是“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北海之神若說: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對海進行這樣深入細致地描寫,如果不熟悉大海的習性,僅憑想象是絕對寫不出來的。這也從另一方面印證莊子是齊國人。

   這就足以證明沿海文化哺育了莊子,莊子是沿海文化的產兒,莊子與齊文化之間,就是這樣一種永遠也撕扯不開的聯系。

    最后,再看莊子思想的本質特色。《莊子》一書包含有這樣豐富的齊文化內容,是否全書就沒有主線了呢?應該說,主線還是有的,這就是貫穿全書的全性說和貴齊說。

    《荀子·解蔽》在評論莊子時,說:“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莊子只知因任自然,反對人為。《莊子·秋水》說:“牛馬四足是為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又說:“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乎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所以,提倡“無以人滅天,無以故(人為)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莊子要人保全天然的本性,順性而為,而反對對本性的戕害,違反自然本性而妄有作為,只會導致可悲的下場。《莊帝王》中為渾沌鑿竅的故事就是證明。

    但是,人生在世,要遇到許多麻煩,會干擾人保全真性,為此,莊子用養生說和貴齊說來完善他的全性說。養生說出于人的自然天性的考慮,因為性是天然生成的,因此“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天運》),“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謂之偽,謂之失”(《庚桑楚》)。人的生命是自然天成的,要尊重生命,“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讓王》)。養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精神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逍遙游》)。要達到精神的自由,就必須擺脫感官的牽累,“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在宥》)。精神上自由了,就可以超越生死的束縛,達到理想的最高境界。達到這樣的境界,就可以超越“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其寢不夢,其覺無憂”、“不知說生,不知惡死”的古之真人,成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的“真人”(《大宗師》)。可以說,養生說是莊子對自然無為的看法。

    而對主觀世界,莊子要求人們貫徹貴齊說。從認識主體的主觀世界來看,認識對象是整齊劃一沒有差別的,這叫齊彼此。認識的對象其性質是相對的,沒有任何分別,無所謂大,無所謂小,無所謂高,無所謂低,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以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齊物論》)。事物質的規定性是不存在的,天地之大可以看作稊米,而毫末之小卻可視為丘山。

    人的主觀認識能力,也是相對的,不可能判斷出是非,這叫做齊是非。“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因此,“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齊物論》)

    再進一步,莊子認為人作為認識主體認識對象也是齊等的,這就是齊物我。“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齊物論》這樣,莊子就通過孔子之口得出一個結論“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德充符》)。他認為,只要做到齊彼此、齊是非、齊貴賤,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的精神境界。

    從莊子的貴齊說,可以看出有這樣一些特點。其一是他看到了人的認識不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不免帶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因而具有相對性:認識主客體的相對性、認識標準的相對性。指出這一點,無疑是莊子在認識論上的功勞,超過了他以前和同時代的哲學家。但莊子由此否認主體和客體的差別,否認認識有一定的標準,從而論證了知識的不可靠、對象的不能知,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不可知論。

    其二是從一切對象的自身及其相互關系中揭露出矛盾,從矛盾性又說明對象是相對的、不穩定的,并進而否定了這些對象。從揭露矛盾方面來說,莊子哲學是有辯證法因素的。正是從這一點出發,莊子否定了儒墨兩家形而上學的真理觀,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儒家把孔子看成絕對標準,子貢有“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論語·子張》),孟子有“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的話,墨子有“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墨子·天志》)的話,都把自己當成判斷真理的絕對標準。莊子能對此加以否定,所以章炳麟認為莊子旨在發明平等義,“齊物者,一往平等之談”(《齊物論釋》)。但從另一方面說,在莊子看來,矛盾只是單純的破壞因素,因而他不能正確理解矛盾,從而解決矛盾,而是相反,把矛盾引向了單純的否定,這就有了一定的消極性。

    三是在承認矛盾的基礎上,莊子進一步看到了矛盾的轉化。生與死,壽與夭,大與小,高與低,貴與賤,是與非,物與我,一切都處于變化之中,相互轉化之中。這說明他對矛盾同一性問題有所認識。在這一意義上,莊子對辯證法有一定的貢獻。但莊子把這種矛盾轉化看馬絕對的,不承認矛盾轉化是要有條件的,使他把矛盾同一性無限夸大,以致掩蓋,否認了矛盾的斗爭性,最后也就等于取消了矛盾,否認了事物的差別,必然會走入否定客觀真理的道路。(《文史哲》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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